台军职自杀案创新高=-=台军军校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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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犯在关押期间有死的吗？

我们就说说871名国民党战犯吧。死在改造期间，这种情况当然有，比如恶贯满盈的“大特务”徐远举，比如《特赦1959》中蔡守元的历史原型张淦等，但他们都是病死的。

因为，相关部门对各类战犯定下的基调是一个也不杀，连徐远举，周养浩，康泽等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鲜血的人也不杀。

蔡守元

871名国民党战犯，被分成了四类：头等战犯、首要战犯、重要战犯和普通战犯

第一类以蒋介石等为代表的头等战犯，原本为80人，后来又加入了在双堆集战场命令部下释放毒气的第12兵团司令黄维，计有81人。

可实际在押的头等战犯，只有杜聿明、王陵基（原四川省府上将主席）、黄维等三人。

第二类为首要战犯，实际在押的为方靖、王耀武、马励武、宋希濂、沈醉、徐远举、周养浩等66人。判定首要战犯的标准为：中将及以上师长、军长、副军长、兵团司令、省府主席、省党部书记长及特务中的重要分子。

但18军少将军长杨伯涛、青年军206师少将师长邱行湘等国民党军实力人物，虽然不符合标准也被归入了此类。

特赦1959剧中的周养浩

第三类为重要战犯，以第三兵团司令张淦为代表；其他的为普通战犯。

首要战犯中，在押期间病亡的共有10人

这十人分别是病亡于1962年的原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原陇南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沈鹏，病亡于1963年的原整编26师中将师长马励武；

病亡于1970年的原第四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米文和，病亡于1971年的原军统局川康区区长廖宗泽，病亡于1972年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原17兵团中将司令刘嘉树、原48军中将军长莫德宏；

病亡于1973年的原整编72师中将师长杨文瑔，以及病亡于1974年的原44军中将军长王泽浚。

桂系第三兵团司令张淦虽然病亡于1959年，虽然他也达到了中将以上军衔、整编师师长以上军职的标准，可并没被列入首要战犯名单，他只是重要战犯。

特赦1959剧中的杜聿明

在押的头等战犯中，杜聿明、黄维原本一身满是致命的病，却都被治好了

刚进功德林时，杜聿明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肾结核、脊椎结核、胃溃疡等各种严重致命的各种疾病。

黄维的疾病则更多，主要有重度肺结核，副睾结核，颈部淋巴结核，结核性腹膜炎，肋膜炎等，也都是要命的病。

要不是所里斥重资在香港购买抗生素，把他们送进条件良好的医院全力治疗，并为他们提供牛奶、猪肉、鸡蛋等营养性食品，杜聿明很难走出功德林，黄维也很难走出抚顺管理所。

所以杜聿明说，国家既医好了我的心病——思想病，又医好了我的身病——结核症，真是再生之恩德。黄维也说，国家治好了他“垂死的多年重病的恩德，何止是再生父母”。

相信杜黄所说，应该都是肺腑之言。毕竟，浑身重疾的他们，最终都能幸运地活着走出了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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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军统局最年轻的处长沈醉是第二批被特赦的战犯，时间是1960年11月，他后来曾经回去探望仍然被关押的徐远举、周养浩等原“同事”，特地还带了一本小说《红岩》，并且对徐远举说：“这部小说写的很好，很受读者欢迎，希望你能对照小说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行，争取早日获得特赦”，后者当时比较乐观：“我们很快就会出去的，你就等着给我们接风吧”，显然，徐远举低估了这部红色小说的威力。

对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关押的各种战犯实行特赦，始于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这一年的9月18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央的决定和特赦令：“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宣布特赦是适宜的。。。”，比较聪明的徐远举知道第一批轮不到自己，作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区长兼侦防处长”、重庆“11.27大屠杀”的刽子手，他深知自己的罪孽深重。

徐远举是在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抓获的，那一天是他35岁的生日，随后押赴西南军区设于重庆郊区四德村的拘留所，再转至白公馆关押，最后才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作为毛人凤的得力干将，他先后主持了破坏“挺进报”、在重庆解放前夕又亲自指挥了对监狱中革命者的大屠杀、以及对重庆各重要设施的爆炸破坏等，杀人如麻，罪行累累。

对这些罪恶徐远举心知肚明，所以刚被捕时情绪非常低落，曾经对同伙说：“别人可以不死，特务不能不死；特务可以不死，我徐远举不能不死”，几次转押期间都怀疑自己要被枪毙，事事怀疑，抵触改造。陈赓将军曾经专程去探望过宋希濂等黄埔校友，但是接见名单里并没有徐远举的名字，他感觉心灰意冷，为此还曾经跟宋希濂大打出手。

随着时间的推移，徐远举渐渐了解了我党的政策，尤其是特赦令宣布以后，改造态度变得积极起来。1959年10月起，主动撰写交代材料，以“血手染红岩”为题目详细回忆了自己所犯的罪行，按照功德林管理干部的看法，徐远举的认罪态度还是比较诚恳的。他的材料结语是：在政府的耐心教育下，我恢复了人性，分清了是非善恶，痛恨蒋介石将我由人变成了魔鬼，感谢党和政府把我由鬼变成了人。

延至1964年底，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已经特赦了五批战犯，“军统三剑客”里面的沈醉已经出狱，但是特赦名单上仍然没有徐远举和周养浩二人的名字。徐远举虽然没有灰心继续在改造自己，然而小说《红岩》和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掀起了巨大影响，又赶上了特殊的历史时期，来功德林提审徐远举深挖材料的单位越来越多，令其压力骤增。

大约从70年代初开始，徐远举的情绪开始波动起来，血压高的毛病也经常复发，而血压一高，他的脾气和嗓门就大，特别容易激动。1973年1月19日，徐远举在曾经缝纫劳动时，因为心不在焉所缝制的10件衣服都不合格，当检验的管理干部要求他返工时，他再次激动起来，大吵大闹表示不服，事情过去以后，徐远举仍然不能平静下来，满脸通红。

徐远举试图冷静下来，就跑去洗漱间用冷水冲头，由于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当天晚上就发起了高烧，血压也骤然升高，第二天早晨起来刷牙时，忽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战犯管理所的医生闻迅赶来救治，诊断的结果是脑血管破裂，于是紧急转送北京复兴医院治疗，但是仍然未能抢救过来，1月22日晚，徐远举死亡，时年59岁。

报告送到总理办公室之后，周公一度很生气：“徐远举还没有60岁，年龄不大嘛，怎么会死”？并责成有关部门调查，结果是徐远举确实死于脑溢血。两年以后的1975年，所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犯全部被特赦，但是徐远举却没有等到那一天，死在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关押期间。

功德林战犯在关押期间有死的吗？

当然有死的，不仅有病老而死的，还有被杀的呢！

很多国民党将领在被俘虏时，决议自杀，最终没有死成。这种人代表有宋希濂和王云沛。

宋希濂担任国民党军队第十四兵团总司令，在白马山之战后主力被击溃，就分散逃走，脱离国军战斗序列，在川南山区到处跑。到大渡河时，有个警卫说“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 败 涂 地 ！ ” 宋希濂就起了效法项羽“乌江自刎”的念头。自杀时，警卫排长袁定侯一把抢过了他的手枪，不多时，宋希濂就被俘虏了。

王云沛是国民党浙江省中将保安处长，解放军解放浙江时，他走投无路，一头扎进大海里只求一死。没想到解放军战士把他捞了上来。一次死不成，就不想第二次了。王云沛骗战士“我是当兵的”，没想到战士直接拿出了他的照片，于是就成了俘虏。

到了战犯管理所，还有一些人心存侥幸，想要逃跑。刘秉哲、罗贤达二人，在国民党部队里均为军长，关押期间曾两度越墙逃跑，被抓回后，仍不甘心，暗中鼓动他人抗拒改造。一名叫周元圣的死硬军官，被俘后经常吵架骂人，不仅自己时常寻找着逃跑的时机，还怂恿其他战犯暴动出逃。有一天夜里，他独自跑到院中大喊大叫：“大门打开啦，赶快逃跑呀，大家快冲啊！”他一边喊，一边向警卫冲去。还有一个叫姜湘龄的。为效忠“党国”，拒不服法，动辄叫骂声声。同屋的人责备他几句，他竟心存怨恨，夜持斧头，砍伤两个熟睡者的脑袋，致使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当然，这些带着花岗岩脑袋想去朝拜上帝的人，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还有很多不知名战犯，在管理所里闹出了各种自杀的戏码。有的人用砖头砸自己的脑袋，有的想用刮胡子的刀片割断喉管，有的吞金，有的喝蓝墨水，有的跳楼，有的跳井……为了防止战犯自杀，管理所想尽了各种办法，甚至还装修了橡皮房间，把想自杀者安置在里面。

在《特赦1959》中表现很好的沈醉，其实在管理所里写了不少的“反诗”。比如“绛帐新垂列绮罗，满庭桃李尽娇娥，东风枉费吹嘘力，不及前朝雨露多。”再比如“全城锣鼓响喧天，满庭笙歌夹管弦。悄问座旁邻院女，今宵花月为谁妍？”有人算过，沈醉在几个月就写了上百首反诗。

一开始，战犯们在管理所不敢交代自己的罪行，不愿意多说话。可是他们最后却发现，解放军把他们关起来，其实时保护他们。徐远举、周养浩等特务曾经把被囚禁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三百余名共产党政治犯全部杀害，包括著名的共产党人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等。1952年清明节 ， 重 庆 有 数 千 人 到 白 公 馆 烈 士 墓 前 扫墓，“坚决要求镇压反革命！”“为死难烈士报仇”的口号声震天动地。特务们发现，解放军战士荷枪实弹挡住群众，保护了他们的安全。

战犯们越来越认识到共和国的战犯管理政策，开始争相交代罪行。国民党第二兵团七十军代军长邓 军 林 交 待 了 一 桩 他 人 不 知 的 血 案 。 当年，他在沂蒙山区时，曾活埋过一位参加革命的母亲。那一幕惨剧，至今仍时时萦绕在心，使他永远不能忘怀。当刽子手将这位被绑着的年轻母亲推进土坑后，又残忍把孩子地丢进去。孩子倒在妈妈身边问 ：“妈妈，我睡哪头？”

事情很快变味了。一些战犯开始吹牛，吹嘘自己多大官，干过多少大事，想从中得到管理所的有待。一些特务小喽啰硬说自己时大特务，还把上司的事情扣在了自己头上。可是这些旧社会带来的吃空饷、欺上瞒下的伎俩怎么会欺骗到管理所，最后都被揭穿了。

在战犯管理所，战犯们通过自我管理，积极劳动的方式实现了自我改造。典型就是郑庭笈管理澡堂和黄维研究永动机，虽然困难重重，却得到了同学们共同的鼓励。

真正让战犯们脱胎换骨的，是战犯管理所组织他们到全国各地参观。国军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看到天堑变通途的武汉长江大桥，再对比自己长江上坐船差点倾覆，感叹共产党办实事说真话。昔日大特务文强，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写诗道“九月天高天气晴，登临揽胜大江清。雄桥飞渡联南北，万国通途会古城。三镇毗连秋水共，两江交汇锦云横。我身不觉在霄汉，睹此宏图暗自惊！“

杜聿明参观长春时，发现长春市郊建立起现代化的汽车厂，感到极其震惊。兵团司令廖耀湘、军长郑庭笈看到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回忆自己之前驾驶过的汽车因为零件损坏就要全车报销，盼望国家能自己造汽车，却不得不在老将命令下打内战。杜聿明开着解放卡车，直呼太棒了。

宋希濂参观北京八大胡同，发现昔日的窑姐们已经改邪归正做了棉纺织厂的女工，大都嫁给老实人成家立业。宋希濂回忆以前鸦片烟横行，就连四川的滑杆轿夫也依赖它提升力气。到现在，黄赌毒已经彻底清除，宋希濂感慨共产党力量伟大。

这就是战犯改造的全过程，新中国用这种方式和旧社会告别，实在是太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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